5月18日，“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”在四川成都举行。
在论坛期间，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菲利普·H·奈特管理学荣休教授迈克尔·斯宾塞（Michael Spence）接受了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（以下简称NBD）采访。在采访中，斯宾塞围绕人工智能竞争、全球货币体系、中国经济增长、消费潜力以及全球经济韧性等议题作出了回答。斯宾塞表示，前沿人工智能的发展目前主要由美国和中国推动，中美之间此前存在的可衡量差距基本已经消失，中国的优势在于推动AI在经济中的部署和应用。
AI投资是否已经出现过热？
NBD：你如何看待中美在AI领域的竞争？未来是否存在合作可能？
斯宾塞：在前沿人工智能的发展上，目前主要有两个玩家——美国和中国。从性能来看，现在几乎已经没有可衡量的差距了。无论此前存在什么差距，中国都已经追上来了。我不认为任何一方会成为唯一赢家，因为在这场竞争中屈居第二是非常糟糕的结果，没有人会让这种情况发生。
在前沿模型方面，中美主要会是竞争关系。这是一种战略性竞争，我不认为双方会整合资源共同开发。但在监管、避免技术被用于高度破坏性用途等方面，仍可能存在合作空间。
NBD：你认为AI投资是否已经出现过热，甚至存在泡沫？
斯宾塞：担心过度投资的人，往往是认为AI影响会比较小的人。但现在要在商业世界里找到一种可信观点，说AI并不重要，已经非常困难。
当然，这不意味着不会出现过度投资。主要玩家不愿排第三或第四，因为那意味着出局。因此他们会倾向于冒着过度投资的风险，而不是投资不足、最终落后。这种激励结构和军备竞赛很相似。最终回报可能低于人们希望的水平，但这不意味着AI没有真实价值。
释放消费潜力需做三件事
NBD：中国在AI竞争中有哪些优势？
斯宾塞：此前中美之间存在的可衡量差距基本已经消失，尽管存在半导体限制。中国已经找到办法，通过创新绕开训练超大模型时遇到的问题。
中国的优势在于更重视AI在经济中的部署和采用。中国有一套更清晰的计划或意图，推动AI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广泛领域落地。AI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潜力，也取决于它被使用的程度。
NBD：中国今年设定4.5%~5%的GDP增长目标。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前景？
斯宾塞：短期内，这类预测面临更高风险，原因在于经济中的不平衡，以及家庭部门和部分企业部门信心仍待修复。但我并不认为这些目标不现实。
积极的一面是，中国已经在科技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，而科技会推动长期增长。中国看起来是短期有挑战，但长期看起来相当不错。随着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，潜在增长率会下降。5年后，如果转型成功，增长预测可能更接近3.5%~4%，这是正常的。
NBD：要进一步释放中国消费潜力，还需要什么？
斯宾塞：有三件事。第一，稳定房地产行业，因为房地产是家庭净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；第二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，减少出于预防性动机的储蓄；第三，让更多收入流向居民部门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。
NBD：你怎么看待去美元化趋势？
斯宾塞：我不认为去美元化或货币体系重组已经发生到某些人所说的程度。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，这是好事，因为可以减少低效率的货币转换。
但如果谈储备货币，目前没有真正替代品。人民币未来会更重要，因为中国市场规模足够大，但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，人民币还不是完全可兑换货币。欧元也有潜力，但欧洲缺少统一且足够庞大的主权债市场。
中国资本市场机会非常大
NBD：AI是否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系统性脆弱性的来源，并触发市场调整？
斯宾塞：这是有可能的。但我倾向于把AI看作这类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，而不是另一个同类风险来源。过去全球经济基于高度专业化构建，主要由效率、比较优势和投资回报驱动，并不是为了最大化韧性。
AI可以用于设计和重新设计复杂系统。我的预测是，我们会看到更多以韧性为目标的系统设计，政府也会更多介入，因为诸如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已经太多。
NBD：AI会不会大规模取代就业？
斯宾塞：我理解人们的焦虑。AI会改变工作，也会造成扰动。有些工作会完全消失，但那不会是大多数。更多工作会改变，人们会和数字工具、机器、AI协作者一起工作。
人们常常假设需求是固定的，比如AI提高软件工程师效率，就认为需要更少工程师。但如果软件成本下降，我们可能会消费更多软件。更有建设性的政策重点，是帮助人们度过工作内容变化和岗位转换，而不是只担心未来是否还有足够岗位。
NBD：你如何看待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？
斯宾塞：机会非常大。政策意图是让资本市场越来越开放，这会创造国内和外国投资机会。资本市场在为各种事情融资方面非常重要。
因此，无论对国内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，资本市场的开放和持续发展都非常重要。我认为这是未来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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